導演劉苗苗:情感的更新和技巧的錘煉,都是一生一世的事
頭條

2019-08-05 00:00:00

拍電影網專訪“第五代導演”劉苗苗。

“技巧的錘煉是一生一世的事,情感的更新更要一生一世。我的路很寬,卻又很窄。未來的作品取決于未來的命運,如果我蒼白的活著,也就再也沒有鮮活的創造。”

——劉苗苗




在電影《紅花綠葉》即將上映之際,我采訪到喜歡了很多年的“第五代導演”劉苗苗。1993年,劉苗苗第一次回到家鄉,在寧夏西海固隆德縣拍出了第一部代表作《雜嘴子》。時隔25年后,如今她再次回到故土,在西海固西吉縣完成了最新作品《紅花綠葉》。


《紅花綠葉》海報


“今天下午的時間都給你們。”這是苗苗導演坐下來和我們聊的第一句話。這句話,這份信任,讓我和搭檔小樹瞬間少了許多緊張和忐忑,多了份意外和幸福。導演與我們第一次見面,就如此地慷慨和毫無保留。


苗苗導演留著干練的寸頭,幾乎都白了。她的聲音細膩柔軟,很容易讓人沉浸,即便是長時間的對話,也不會覺得累。她說話時候,目光灼灼、語速緩慢、調理清晰,把往事與今朝的點滴向我們娓娓道來。聊到動情處,比如回憶起某一首老歌,她甚至會哼唱幾句,隨和率性。


訪談中,我們驚訝于苗導的記憶力。時隔多年,回溯往昔,她不僅清楚記得所提到的每一位人物的名字,還能如數家珍般地講述每一位背后的故事,這些故事如同發生在昨日般清晰地刻在她的腦海。


《紅花綠葉》預告片


于是,那一整個下午,我們跟隨苗苗導演的講述,仿佛穿越時空,進入了她的電影世界



01


時間撥回到 1978年,北京電影學院恢復高考招生,很多人的命運都因此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張藝謀憑借非凡的攝影天分和才華,超齡6歲被破格選入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以旁聽生的身份進行學習;出生電影世家,彼時還是北京印刷廠工人的陳凱歌考取北大中文系失意,繼而轉投北電導演系;出生藝術世家的田壯壯,經過從小的藝術熏陶與軍營七年攝影學習,很順利考入電影學院;本來打算報考表演系的胡玫,轉投導演系,意欲拍出更多的好電影,實現理想……


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78級合照


這一年,年僅16歲的高中生劉苗苗和他們成為了同學,成了北京電影學院78級中,年齡最小的一個。


生長在信息和交通閉塞的西北邊陲小縣城,能考上北電,連苗苗自己都覺得神奇。“你想想,當時沒有網絡,所有簡章都得靠人工寄送。北京電影學院的招生簡章居然能寄到我們縣的文教局,我居然真的收到了。”


高中時候,相比于讓人頭疼的數理化,苗苗更擅長語文和作文。語文考試時候,苗苗經常會給一位姓喬的同學傳小紙條。這位喬同學可不簡單,在當時可謂“神通”。“我記得她當時很驕傲的,因為她的爸爸是卡車司機。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卡車司機走南闖北,運輸各種各樣的物資,還能夠接觸到大量信息資訊,大家都覺得很厲害。”


正是這位喬同學,給苗苗帶來了當年北電招生的第一手消息。“有一天,她忽然指著一張《人民日報》里一個小豆腐塊文章,跟我說,‘這個不用考數學哎,只考政治語文。你文科那么好,還是學校文藝宣傳隊的隊長,你快去考吧!’”


最初,看到招生簡章的苗苗是猶豫的。“我其實想考表演系,可覺得自己不漂亮,身高也不夠,沒有任何優勢能考上。那就只能考導演系。”苗苗心里打了退堂鼓。這時候,有一位老師,給了苗苗莫大的鼓勵和幫助。


這位名叫鄔明朗的老師,是畢業于上海華東師范大學的高材生,當時才三十多歲。他會拉小提琴、會唱歌、會寫詩,甚至還能指導舞蹈,是一位標準的文青。“我通過鄔老師,看了很多在那個年代很難接觸到的文學作品,都不知道他是從哪里找來的。像左拉、巴爾扎克、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基本上世界文學史上比較經典的著作我在讀大學之前都讀過了。”


“你一定要去考,你一定能考上的。”鄔老師鼓勵苗苗的同時,居然還給北電招生辦寫了一份幾千字的推薦信。不知道是否這封推薦信起了作用,不久后,苗苗收到了北電招生老師們的鋼筆手寫準考證。



“考大學之前,我的知識積累其實基本上來源于書籍。在那個時代,沒有太多的娛樂活動,電影也不多,人稱‘老三戰’:《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還有八個京劇樣板戲改拍成的電影,翻來覆去地看,除了這些,再也沒有別的電影可看的了。曾有人幽默地說,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是那時的當紅影星。曾有過一首概括各國影片風格的順口溜:


中國電影新聞簡報

越南電影飛機大炮

朝鮮電影哭哭笑笑

阿爾巴尼亞電影莫名其妙

羅馬尼亞電影摟摟抱抱


我喜歡讀書,讀書拯救了我。我總是特別求知若渴。12歲時,有個伯伯家有一套內部發行的《紅樓夢》,當時不能借出來,只能每天去人家家看個兩三回合,每天如此。‘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毛澤東的這句詩,最能概括讀書是一個最便捷的穿越時空的方法。通過讀書,我們能夠以最小的成本和途徑與那些有趣的、偉大的、智慧的、痛苦的、歡樂的靈魂交流。


從寧夏固原,轉車到甘肅平涼,再到陜西西安,整整兩天兩夜,苗苗踏上了趕考之路。在平涼住的這一夜,苗苗從糊滿舊報紙的墻上撕下一角,鄭重地給哥嫂寫了一封家信:“哥哥、嫂子:你們好!我乘明天早上的汽車到西安,一切順利……”


考試需要分析人物,劉苗苗以童年時期最愛讀的《紅樓夢》為例。多年后,提到同學劉苗苗,北京電影學院前任院長張會軍感慨道:“16歲的劉苗苗把《紅樓夢》的人物分析得一清二楚。十年運動后,有誰能把《紅樓夢》分析得那么透徹,有自己的看法?”


面對比自己大很多,經歷、家世、學識更豐富的同學們,剛開始大學生活的苗苗感覺到了深深的自卑。“對于大學生活,我真的完全沒準備,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樣。完全傻掉了。”


因為年齡小,苗苗和同學們相處很少能插上話,永遠就像個小孩兒在一旁聽著。于是聽和懷疑自己成了她的最常態。苗苗說自己就是雜嘴子(西北方言,形容說話羅唆)。“我那時候經常哭,會問自己為什么要讀導演系,究竟是不是適合自己。”


別人已經經歷過青春期的陣痛,都抓緊每分每秒刻苦學習的時候,苗苗的青春期才姍姍來遲。苗苗用不一樣的“刻苦”,開始了新的人生。她談戀愛了。這在當時顯然是出格、叛逆的。


“因為談戀愛,大家都認為我不刻苦。其實談戀愛也是我體驗和進入人生的一種方式。我從不認為青春是翠綠或者桃紅的,青春是黑暗、糾結的。讀過那么多關于青春的小說,感覺郁達夫筆下的青春最真實,那些迷茫、掙扎、憂郁與黑暗,和許多似懂非懂的東西。”


在被周遭認為不“刻苦”的日子里,其實苗苗已經潛移默化被電影吸引,刻下烙印。


導演系的學生,除了學導演方面知識,還需要學習劇作、影片分析、藝術概論,還要上表演課。“因為一個好的導演,要學會控制演員的表演,尤其碰到新手,即便他形象很好,很適合這個人物,但是,技巧太青澀,就得手把手教。如果遇到兒童片,那就更要教了。”


北京電影學院78級導演系陳凱歌(左)、夏鋼在表演課里進行話劇排練


四年的專業學習與電影學院師生之間共同奮進的氛圍,帶給了苗苗巨大的影響。“當時,很多老師其實已經很久沒有拍過片子了,很多老師年齡與我們相仿。百廢待興之時,老師跟學生都是共同探索、成長的。”


“電影學院是一個很開放的狀態。78級一百多個同學,五個系,可以說工農商學兵都有。他們年齡大、經歷多,有些人的家族本身就是苦難史或是輝煌史。在大時代背景下,大家都是刻骨銘心過來的,一旦有了表達的機會,都會對過去回溯和反思。我也是這樣。我9歲時候失去了父親,今年57歲,好像一路走過來,隨著年齡增長,我越發感覺到父親存在的意義。我會經常發問,當我面臨狀況的時候,父親會說什么,他會怎么做。某種意義上,這個缺失也成就了我的獨立。”



02



20歲,劉苗苗從電影學院畢業了,她和同學們一樣,初生牛犢不怕虎,摩拳擦掌準備大展宏圖。她被分配到瀟湘電影制片廠,參與的第一部戲就是給《原野》的導演凌子做助理。


之后在瀟湘電影制片廠干了三年助理的工作,劉苗苗很焦慮,“年輕人嘛,都是很驕傲的不想當兵的。那時候也不管自己行不行,總是恨不能馬上拍出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現在如果讓我再年輕一回,我可能不會那么急了,會再多積累點經驗。”


迫切想要拍出自己作品的苗苗拿著劇本到處去碰,有時候可能稍稍有點眉目,但最終都無疾而終。幸運的是,她遇到了人生重要的貴人,時任福建電影制片廠廠長的蔣夷牧。“蔣夷牧和他夫人王岱平,都是復旦中文系畢業的,是詩人也是作家。當時的福建廠,是一個很簡陋清貧的小廠,剛剛拿到了國家指標。我意識到我的機會來了。”苗苗形容自己的處女作《遠洋軼事》(1985)的誕生,是靠“騙”才拍成的。“我只能騙一個詩人,我肯定騙不了一個商人。”。


《遠洋軼事》 海報


《遠洋軼事》是一部描寫行業的電影,其實本來已經有了一個現成的劇本。劉苗苗看到劇本后,做了很大調整,她把船長和船員們的個人生活全部提煉出來,淡化了特別具有新聞感的行業內容,重心落到塑造普通人物形象上。“我始終在想,自己一直想表達和探索的是——人與人之間和愛有關的東西。到現在,我的創作都沒丟掉這一點,甚至更堅定。新片《紅花綠葉》也是這樣的。”


23歲真正獨立執導處女作后,劉苗苗才覺得自己僅僅是個合格的電影觀眾,而成為電影導演的路還很長。“我不是天才,我的處女作《遠洋軼事》也不是一部優秀的電影。”


兩年后,劉苗苗拿出了更成熟的作品《馬蹄聲碎》(1987)。這是一部講述長征中女兵追趕大部隊故事的電影。電影依舊聚焦鮮活的人物。苗苗把戰爭背景推的很后,沒有渲染戰斗場面,而是記錄女兵們在行進過程中的艱險境遇以及塑造她們每個人的形象。

《馬蹄聲碎》海報


1993年,當《馬蹄聲碎》在意大利都靈電影節重映的時候,許多外國觀眾提出了相同的看法,認為這部電影表達的是一場人和人自己的戰爭,一場沒有血的戰爭。“他們說這部電影洋溢著理想主義光輝,所有的評論家和觀眾都不提影片在技術、技巧上的失誤。他們輕易就原諒了我的幼稚。我高興之余,又深感不安。不安之余,也更相信情感的力量。真摯情感與精湛技巧的結合,無疑是藝術的最高境界。當你找到情感的同時,也一定會獲得與之相適應的形式。”


相比一畢業就一鳴驚人的同學們,直到1993年,劉苗苗才拿出了自己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好作品《雜嘴子》,這也是她第一次回到故土,回到自我本源。《雜嘴子》榮獲第五十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意大利國會議長金牌”獎。在膠片時代,劉苗苗以73萬非常低的成本拍出來了《雜嘴子》。當時她的導演酬金只不過900塊。


《雜嘴子》海報


《雜嘴子》是一部非典型性的第五代電影。它沒有其他第五代電影作品對歷史的深沉思考,沒有強烈的主觀性和象征意味,也非政治寓言,沒有深刻的哲學思辨,而是一部非常特別的現實主義兒童片。影片通過西北農村一個小孩的視角,展現一個家庭的悲歡離合以及成人社會的親情、愛情、死亡與失落。


《雜嘴子》劇照


“《雜嘴子》是我30歲時候拍出來的,在劇組我過的生日。那時候我是一個帶著四歲孩子的單身媽媽。這部電影是和我的家族、親人是有關系的。童年喪父后,母親的身體和精神長期處于極糟的狀態。舅舅家的熱炕和玉米糊是我童年最溫暖的記憶,他們一家對母親永不磨損的耐心和關愛支撐我長大。后來我的表弟,也就是舅舅的唯一的兒子,23歲時出車禍去世了,他已經懷孕的妻子因此流產,等于我舅舅舅媽一時間便失去了兩代人。舅舅舅媽在表弟死后的幾天就下地干活了。表弟的墳就在村頭的田野里,舅舅舅媽常常從墳邊走過,勞作間直起腰就能看見他們唯一的兒子……”


《雜嘴子》劇照


“舅舅一家對于表弟的那種愛和思念,是非常讓人心痛的,但也是非常美的。他們對我的生命觀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雜嘴子》劇本創作期間,苗苗同時還在西安電影制片廠拍攝一部電視劇。她把孩子托付給舅舅帶,拍攝電視劇的空余,苗苗會從西影廠回到位于西安郊區舅舅的家中。“有時候我回到村子,喊‘舅舅舅舅,開門。’于是半條街都知道我回來了,老孫家的苗苗回來啦。鄉里鄉親的。我女兒在村街上隨便在這家吃個饃,那家喝個粥就飽了。有時候玩累了,就在別人家炕上睡著了,人家就給送回來。在這里,我是心安的。就是在這樣的日子里和情緒下,我和作家楊爭光先生合作寫出了《雜嘴子》的劇本。”



03


2016年,一部改編自寧夏知名作家石舒清小說《清水里的刀子》的同名電影在海外獲獎了。聽到此消息后,劉苗苗感覺特別高興,同時對石舒清也有些愧疚。因為在15年前,她已經讀了他的小說,并且選擇了三部可以拍的小說,準備把其中一部改編成電影。“我當時把他煽動起來,讓他寫劇本,然后這么多年,也沒實現這愿望。”


“我給他打電話,說祝賀你,你的電影夢終于圓了。他說,我的夢還沒圓,我還在等你。”老友的話對苗苗的觸動很大,她覺得,是時候要把這個夢做完了。


苗苗第一次讀到石舒清的小說,是2005年,那是她一次抑郁癥嚴重發作的時候。病中,她只能通過大量看書來緩解。“我記得那天看完石舒清的短篇小說集之后,已經是天剛蒙蒙亮,熬夜了一夜之后,我突然感覺擁有了某種力量,沖破了之前渾身被阻滯的感覺,仿佛自己呼吸、肌肉、血液都變得豁然開朗一樣。我忽然覺得我變好了。”


《家丑》海報


其實從1993年拍完《家丑》之后,劉苗苗就陷入了人生的低谷。她患上了嚴重的的精神病癥。患病一下子讓她胖了40斤,藥物反應甚至會使她的雙手顫抖不止,難以拿起書本閱讀。只有32歲的她,在認識到病情的嚴重后,曾經非常難受和絕望。


《雜嘴子》的榮譽對劉苗苗來說,一方面是鼓勵,但某種程度上也引起了她的焦慮。苗苗要考慮下一部要在拍一個什么樣的片子,而且不能比《雜嘴子》差。“那時候我太年輕,平常心也不夠,著急想拍下一部。其實當時我已經做得很棒,就是逼自己太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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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劉苗苗


“就好像從童年,一直到事業上稍微有起色之后,卻一下子人忽然放松起來。這一病,就持續了25年,今年是第26年。我剛開始很絕望,很難接受這個事實。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精神病醫生會跟病人說你痊愈了。這么多年過去,我反而變得從容,要跟它共同相處,和它做朋友。于是經常關照自己,看自己的情緒是高漲了還是低落了。”根據情緒, 苗苗學會了調節藥量,她說這個藥有個好聽的名字,叫做“情感穩定劑”。


“現在想來,這樣的人生經歷也蠻好玩的。多年與疾病共處,我還能繼續拍電影,養大了孩子,沒有欠任何人的一分錢,做到了經濟獨立。我認為真的挺棒的。去醫院取藥,醫生看我病例,還會問我還當導演嗎。1993年,我成了中國最年輕的電影廠——寧夏電影制片廠的廠長。《家丑》就是廠里的第一部作品。當時寧夏廠負債40多萬,規章也不健全,拍攝器材方面的也都很匱乏。這對我的壓力和挑戰是非常大的。后來為了生計,為了不讓自己手生,一連拍了7部電視電影。另外我也講課,當時做客座教師講一個課時才150塊錢,酬勞很低,還要扣稅。但我還是挺過來了。”


苗苗通過多方打聽,終于聯系到了這位給予自己精神力量的作家石舒清。苗苗猶記得15年前,第一次與他見面的場景。“當時我從西安趕到固原,他從銀川到固原。我們誰也不認識誰,于是約定他拿黑傘,我穿藍色粗布棉襖,我倆就在細雨蒙蒙中在固原長途汽車站第一次見面。隨后,他帶我去了他的老家海原走了一遭。”這一次見面,開啟了兩位惺惺相惜創作者的漫長友誼。


《紅花綠葉》海報



《紅花綠葉》源自石舒清短片小說《表弟》。“我跟他商量,這次我們必須得聰明點,不能選宏大敘事。15年前計劃用300萬拍電影,放到現在可能成本就得非常高了。但我還是想用300萬完成一部電影。于是選中了《表弟》。這篇人物少,場景集中,而且有個敘事上的懸念,就是一個病弱的男子娶到了一個能干且美麗的女人,男人是如何拴住愛人的心的。這個有懸念的愛情故事打動了我。”


《紅花綠葉》劇照


苗苗一直希望自己的電影能給人溫暖,可以安慰人,這是她一貫的創作母題。“為什么藝術不能是美的呢?世界上丑惡的事已經夠多的了。”


《紅花綠葉》其實講的是生命中一段苦難的段落,但是劉苗苗并不想呈現苦難,而是表達苦難背后的溫暖。這是一段發生在青年男女之間的簡單愛情故事。“可能兩個人經濟條件挺不好,但是他們很滿足地活在當下,很努力地活著”。


《紅花綠葉》男主人公 古柏


正如影片里有句對白“哪怕是一個殘缺的麻雀,它的指望也是全美的。”劉苗苗還想表達對生命的敬畏。一個人該如何面對人生的種種不完美,該如何勇敢的面對與活下去。另外,“我們把對于真善美的追求的精神融入到日常生活中,融入到人和人的情感關系中,這也是重要的定位。”


《紅花綠葉》影像里的西海固


2016年,西海固春暖花開。苗苗從投資方爭取到了五六萬的資金,搶拍了春景。“一個男人和女人之間的關系,一定意義上要從空間的變化、時間的流動,來展現情感的厚度。我們用五六天時間搶拍了完成。這之后接著開始完善劇本、改劇本、找演員、報批立項。直到9月26才正式開拍,拍了27天就完成了。”


《紅花綠葉》所有演員都是劉苗苗生活中認識的人,都是非職業演員。對于他們來說,一面要表演,一面還要適應鏡頭復雜調度是困難的。所以劉苗苗告訴攝影師,不要刻意強調縱深感,要平面感,鏡頭也不要特別去逼近演員。


《紅花綠葉》劇照


《紅花綠葉》在整體敘事和視覺上都呈現出一種很洗練的感覺。“我家鄉形容一個女孩漂亮,不會說美或者漂亮,而是說干凈。”苗苗拍家鄉題材的電影,拍出了她的所見所感。不過由于經費和拍攝周期的限制,留給苗苗在視聽語言上發揮空間不大,這是她很遺憾的地方。她在電影里以男主人公古柏的視角,添加了非常多的獨白和旁白,都是出自石舒清之手。“石舒清的文字是有哲理的,像詩歌一樣的語言。他很質樸,這是他內心力量所達到的。”


2018年8月8號 ,《紅花綠葉》全片送審通過。

2019年8月5號,《紅花綠葉》即將上映,而再過兩天就是我國的傳統情人節“七夕”了。


與作家石舒清,一起做的電影夢,劉苗苗終于實現了。



04


公司走廊有幅切·格瓦拉的照片,不過沒有標注名字。大部分同事,包括我,常常從這幅照片下路過,卻從未留意或認出過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苗苗導演路過的時候拍了下來,隨后,她發了朋友圈,寫道:這是我見過的“最溫柔的切·格瓦拉”了。


采訪的最后,她說她現在是一個快樂的老太太。幸福而滿足。



參考文獻

劉苗苗:做導演,戴著鐐銬舞蹈是生命的常態|對話

劉苗苗:閑話“從影生涯”

78班:電影學院的驕傲


收聽采訪音頻請點擊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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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良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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